宋溓、劉基

宋溓、劉基

一、宋溓（一三一零 -- 一三八一）字景溓，浙江金華人。幼年
家貧，曾借別人家藏書來苦讀。早年師事元代古文家柳貫、黃潛、吳
萊，有文名。元至正九年，入山為道士。至正二十年，朱元璋召他到
建康，明開國後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，任《元史》總裁。宰相胡惟庸
伏誅，他受牽連貶四川茂州，死於夔州道中。在當時，明太祖稱之為
「開國文臣之首」的文人，著有《宋學士集》七十五卷。

他為文雍容渾穆，合乎節度，專長散文。他的傳記文善於用各種
不同的方法來塑造人物，往往能抓住人物富有特徵性的細節，簡單幾
句就概括出一個栩栩如生的形象，如傳記名篇《秦士錄》、《王冕傳
》、《李疑傳》等是。他的寫景文不多，但《桃花澗修□詩序》、《 （左「示」右「契」）
看松庵記》等，簡潔清秀，近似歐陽修。

二、劉基（一三一一 -- 一三七五）字伯溫，青田（今浙江青
田）人。元末進士。對天文，兵法、性理諸書，頗有研究。明太祖下
金華，和宋溓同被徵召，成為開國功臣之一。封誠意伯，後被朱元璋
毒害，有《劉文成公文集》二十卷。他為人慷慨有大節，性剛嫉忌，
為文神鋒四出，氣昌而奇。散文富有形象性，名篇《賣柑者言》通過
賣柑小販和作者的議論，揭露抨擊了封建統治階層的腐朽，文筆犀利
，生動有力。


臺閣體

從永樂至天順（一四零三 -- 一四六四）年間，文壇上出現了一
種以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「三楊」為代表的詩文。三楊都是當時的「
臺閣重臣」，都位至宰相，同樣歷事好幾代皇帝，幾十年間昇平盛世
的詩文，時人稱為「臺閣體」。這種文章，歌功頌德，粉飾現實，缺
乏內容，在藝術上，也平庸呆板，毫無生氣。它是文學發展上的一股
逆流，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文壇，幾十年內很少文人不受它的影響。其
後有李東陽（一四四七 -- 一五一六），字賓之，茶陵（今湖南茶陵
）人，曾任禮部尚書，兼文淵閣大學士，著有《懷麓堂集》。他論詩
有標榜臺閣體傾向，散文追求典雅，未能超出「臺閣體」的圈子。「
臺閣體」長期統治文壇，給文學帶來嚴重危機，導致了一般文人創作
內容貧乏，篇章冗贅，文風萎弱。



前後七子

一、前七子 正當「臺閣體」散文風靡一時之際，李夢陽、何景
明、徐禎卿、邊貢、康海、王九思等，「倡言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
，以反對「臺閣體」，是為「前七子」，以李、何最著名。李夢陽（
一四七二 -- 一五二七），字獻吉，甘肅慶陽人，著有《空間集》。
何景明（一四八三 -- 一五二一），字仲然，河南信陽人，著有《大
復集》。他們都是敢於和殘暴貪婪的大貴族、大官僚、大宦官鬥爭的
人物。他們使人知道：尚有傳統的、優秀的古代文學，倡導讀古書，
增長知識學問，打擊了「臺閣體」文風，掃除了八股文的惡劣影響，
但他們因拋棄了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既成傳統，終於走上了盲目尊古
的道路。

二、後七子 徐中行、吳國倫等，是為「後七子」，以李、王最
著名。李攀龍（一五一四--一五七零），字于鱗，歷城（山東濟南）
人。王世貞（一五二八-- 一五九零），字元美，江蘇太倉人。李「
謂文自西京（指漢代），詩自天寶（指唐代）而下，俱無足觀。」（
《明史‧李攀龍傳》）他的文章，「無一語作漢以後，亦無一字不出
漢以前」（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語），實則佶屈聱牙，不能卒讀。李
死後，王世貞主文壇二十年，聲勢更大，他主張「文必西漢，詩必盛
唐，大曆以後書勿讀。」（同上）持論和李相同。出於他們盲目復古
，就走上了一條十分錯誤的道路，給文學帶了更嚴重的危機。當時就
有文人不滿，起來反抗這種理論，最後，由於「公安派」的有力抨擊
，統治文壇的復古勢力，才趨崩潰。



唐宋派和歸有光

嘉靖年間，在前七子的復古運動聲勢顯赫時，繼承南宋以來尊韓
（愈）、柳（宗元）、歐（陽修）、曾（鞏）、王（安石）、蘇（洵
、軾、轍）古文的既成傳統，作為前後七子的反對派而出現的，有王
慎中、唐順之，茅坤，歸有光等，因為他們更自覺地提倡唐宋古文，
所以被稱為「唐宋派」。王慎中（一五○九--一五五九），字思道，
福建晉江人。著有《遵嚴集》。早年受「前七子」影響，標榜秦、漢
，二十八歲後，始悟高談秦漢，鄙薄唐、宋的不對，認為「學六經《
史》、《漢》最得旨趣根源者，莫如韓、甌、曾、蘇諸名家」（《寄
道原弟書九》）。這說明他似乎看到了秦漢文和唐宋文之間的繼承發
展關係。唐順之（一五○七 -- 一五六○），字應德，武進人，和王
慎中齊名，著有《荊川先生文集》。他在理論上受王的影響，但說得
更明快、深入。他的《文篇》，進一步確定了唐宋古文八大家歷史地
位。茅坤（一五一二 -- 一五六○），字順南，歸安人。著有《白華
樓藏稿》。他通過《八大家文鈔》的選評，更明確表現了肯定和提倡
唐宋八家文，他反對李夢陽、何景明的擬古主義，比王慎中、唐順之
更為自覺。

反對前後「七子」的擬古主義，更著名者為歸有光（一五○六 -
- 一五七一）。他字熙甫，昆山人。著有《震川文集》。成進士後，
曾為長興知縣。他曾以一「窮鄉老儒」而和當時文壇盟主王世貞對抗
，斥之為「妄庸巨子」。他認為秦漢文章固有特點，但唐宋文章也未
始不好，主張：

一、「變秦漢為歐（陽修）曾（鞏）」
二、反對雕琢模擬

他的散文有自己的特點；把生活瑣事引到「載道」的「古文」中
來，使古文聯繫生活更密切，因而寫出了一些清新作品。它善於即事
抒情、寫出紆徐平淡，親切動人的文章，「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」（
王世貞語），代表作有《先妣事略》、《寒花葬志》、《項脊軒志》
等。


公安派

萬曆間，繼續起來猛烈反對前後「七子」的擬古主義，有以湖北
公安人袁宗道（字伯修，一五六○ -- 一六○○）、袁宏道（字中郎
，一五六八 -- 一六一○）、袁中道（字小修，一五七○ -- 一六三
○）三兄弟為代表的「公安派」，時稱三袁，宏道最著名。宗道有《
白蘇齋集》，宏道有《袁中郎全集》，中道有《珂雪齋集》。

三袁受到過李贄反對摹擬漢、唐文章的直接影響，提出了和復古
派針鋒相對的文學主張，有力駁斥了復古派的謬論。他們認為文學隨
時代而發展，各個時代的文學各有其特色，不宜厚古薄今。在創作上
提出的口號是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」（袁宏道《小修詩敘》），即
「性靈說」，特別強調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。在當時起了反復古、反
道學的積極作用。他們推崇通俗文學，袁宏道評價《水滸》很高，把
關漢卿、羅貫中和司馬遷並列為「識見極高」之人。公安派以清新活
潑的文學，解放了文體，打垮了復古派在文壇上的死氣沉沉的統治，
開拓了小品文的領域，豐富了表現的方式，對散文發展作出了貢獻。

竟陵派

在公安派勢力大張時，文壇上出現了以湖北竟陵人鍾惺、譚元春
為代表的「竟陵派」。鍾惺（一五七四 -- 一六二四），字伯敬，有
《隱秀軒集》。譚元春（一五八六 -- 一六三一），字友夏，有《譚
友夏集》。他們共同編選過《古詩歸》、《唐詩歸》，反對復古的機
械摹擬古人詞句，提倡抒寫性靈，這和公安派相同。但他們提倡的性
靈，比公安派狹隘，只承認表現「幽情單緒」、「孤行靜寄」的作品
，才是「真有性靈之言」。他們反對公安派平易近人的文風，認為是
「俚俗」，提倡所謂「幽深孤峭」的風格。為了造成這種風格，不惜
用怪字、押險韻，把不同的句子形式湊在一起，實則讀之佶屈聱牙，
意義費解。由於鍾、譚二人才華不高，終難改變明末散文的殘局。